✪ 关成华
北京师范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导读】乡村教育一直是中国教育体系中最难攻克的短板。本世纪初，刘慈欣曾在小说《乡村教师》中以现实主义的笔调写出我国乡村教育工作者的艰辛与可贵。而直到今天，在全国中小学硬件设施已得到大幅改善的情况下，乡村教育面临的痛点依然是师资、课程等“软件”问题。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新型互联网企业得以发挥其在技术和产品创新上的优势，打造高效率、规模化的支教服务体系，解决乡村教育与传统支教模式的短板。这一方面对促进教育公平、弥合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也是对商业与公益、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新探索。
以往，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是慈善捐赠。本文以腾讯数字支教的案例，展示新型企业超越传统单向赠予的短期捐赠模式，将自身的技术积累与资源优势对接到更多元的市场主体和经济领域之中，在对社会各行业的深度参与中寻找需求痛点、探索社会价值的可持续创新的可能性。在信息技术越来越成为核心生产力的当下，互联网企业如何以自身技术惠及更广泛的行业与人群，实现社会价值的共创与共享，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增刊，原题为《数字时代，如何送教育下乡——基于腾讯SSV数字支教实践的分析》，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数字时代，如何送教育下乡
——基于腾讯SSV数字支教实践的分析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创新密集期，科技、场景、产业三大变革正在同步交互。前沿技术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各国竞争力的同时，也在加快重塑传统教育生态，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围绕数字经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等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党的二十大第一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党代会报告，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推进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构建数字时代创新型的教育生态体系和终身学习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普及度已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长期存在的一些发展短板得到弥补、许多改革难题得到缓解，但部分关键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人民群众“学有优教”的需求与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有待进一步解决。特别是，乡村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短板，其发展面临办学规模萎缩、优质教育资源紧缺、副科难以开齐开足、师资力量匮乏、教师专业发展机会短缺、数字化转型缓慢等一系列挑战。自上世纪末开始，“支教”作为一种以提供师资援助为核心，以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流动、弥合区域及城乡教育差距为目的的志愿服务形式在我国迅速发展。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各类支教组织、模式和项目不断涌现，支教行动的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并在助力教育扶贫、振兴乡村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支教服务供给可谓“百花齐放”：有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社部等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三支一扶”等支教项目；有各高校自发组织的大学生寒暑假支教、定点帮扶、顶岗实习等支教活动；有美丽中国、支教中国、杉树公益、益微青年、陈一丹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开展的民间支教项目；有企业或企业联合发起的“腾讯SSV数字支教”“情系远山”等支教项目。
然而，传统的以线下服务为主的支教模式因时间、空间、成本、信息等限制，在服务的稳定性、规模性、可持续性上面临挑战，数字化则为支教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强劲动力。在数字化重塑下，支教服务在边界、主体、要素、模式、网络、结构等方面均实现了拓展和升级，并逐渐发展成可以良性运转的生态体系。这个体系旨在面向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短板，精准匹配教育需求，通过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和价值，以开放、包容、共创、共享的方式构建全新的支教图景，并通过持续激发多元主体的力量来提升生态体系的运行效能。
鉴于研究主题与行业代表性实践的匹配性，本文以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腾讯SSV数字支教项目为例，着重探讨数字时代支教生态体系的主体、要素、特征和价值。2021年，腾讯进行了第四次战略升级，SSV是其基于实践探索出的“共益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新理念和新范式，强调将社会责任融入产品及服务之中，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创造过程和结果的高阶均衡。在SSV理念和战略引领下，腾讯立足我国乡村教育资源和需求，抓住乡村教育短板，于2021年起创建了“数字支教实验室”，并通过数字支教项目在乡村教育振兴、促进教育公平方面持续发力。作为数字科技企业，腾讯在探索乡村教育问题的“解法”时充分发挥了数字技术的工具作用和要素价值，以服务落后地区乡村学校为抓手，以“双师课堂”为实践形式，构建全要素、全流程、包容型的数字支教生态体系，力促乡村外部支持和内部条件的耦合，对于促进传统支教服务转型升级、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教育振兴以及依托数字技术打造可持续的教育帮扶模式具有积极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数字支教生态体系的主体和要素
在国家对教育信息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推动下，我国教育信息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突破，现已迈向数字化转型和智慧教育的新阶段。据教育部2023年的数据，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的互联网接入率达100%，超过四分之三的学校实现无线网络覆盖，99.5%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汇聚基础教育资源4.4万条，其中“课程教学”版块资源2.59万课时，覆盖30个版本、446册教材，成为规模巨大的教育资源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这些教育信息化、数字化领域的成就为开展数字支教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特别是硬件条件。当前，乡村教育面临的难题已不再是“硬件”问题，而是师资、课程和资源利用等“软件”问题。在此背景下，腾讯SSV数字支教项目正是瞄准乡村教育“软件”不足的痛点，致力于搭建以数字化为依托的新型支教生态，探索可复制推广的模式和经验，从而逐渐形成具有可持续生命力的支教服务体系。
我们可将数字支教生态系统理解为一个由政府部门、高校、公益组织、企业、落地学校等多元主体通过志愿者、学生、教师、教材、课程、数据、技术、资金、制度等多元要素相互连接、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体系。不同主体事实上代表了一个“群落”，或者说构成了一个子系统。这些子系统既有明确分工、各自发挥优势和功能，又彼此之间按照支教服务需求建立起沟通和衔接，以实现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稳定持续性的生态体系。
图1展示了数字支教生态体系中的不同主体和要素。在这个生态体系中，各主体形成紧密合作，共同构建起以落地学校（师生）为中心的服务体系。其中，政府部门处于生态体系的最外圈，其职能主要是为支教服务提供方向指引、综合指导和监管，以及为支教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这是生态体系得以生长的土壤和环境；高校的职能既包括为各类支教项目提供高素质志愿者，也包括参与课程研发以及为课程建设、教学设计等提供指导和智力支持；各类基金会为生态体系提供资金和资源保障，并输出其丰富的项目经验、组织协调和资源整合能力；各类支教组织主要负责志愿者的招募、管理等工作，同时还会通过定期巡课、跟进项目进度、组织课程复盘等形式保证支教项目的高质量运行；内容提供商主要基于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以及科研院所、支教组织等自主研发的内容，在与相关领域权威专家、高校、出版社等合作的基础上，进行数字支教课程内容建设并形成高质量课程资源以供志愿者选择和取用；技术服务商主要为在线化的支教服务提供网络、硬件设施、平台、工具等保障，并为数字支教提供全过程的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化决策支持；落地学校（师生）处于数字支教生态体系的核心位置，他们不仅是支教服务的需求方，同时也可作为供给方参与适地（村）化课程建设和教学共创，还可通过对支教服务效果的评价使供给方获得项目反馈以及时改进和修正相关服务。
生态体系中的不同主体各自拥有相关优势资源并供给相关要素。政府部门供给制度、环境和其他公共产品要素；高校、支教组织供给志愿者（师资）、人力资本、教学法、教学计划、教学监管等要素；基金会供给经验、资金等要素；内容提供商供给课程、学习资源等要素；技术服务商、企业等供给技术、产品、工具和数据等要素；落地校供给学生、教师和教学组织要素等。在传统支教模式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成本效益等因素的影响，不同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例如，政府帮扶目标、基金会资助群体和支教组织服务的目标群体可能并不一致；高校专家学者研发的课程、教学法等可能与乡村教育需求脱节；落地校的教育需求可能与支教组织的服务供给错配，或是供给难以及时根据需求的动态变化进行调整；支教组织难以对志愿者的服务效果进行全过程的量化评价等。在数字支教模式下，各主体和要素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连接。以腾讯SSV数字支教为例：在支教项目发起时，腾讯即首先匹配国家战略、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基金会以及支教组织的目标群体，锁定服务地区和学校；然后发挥自身在技术、平台、产品、社会网络方面的优势，依托高校、支教组织、企业等进行多元化的志愿者招募，但所有志愿者需进入统一的平台“企鹅支教”进行登记、注册、培训和管理；志愿者组成服务小队，对内容提供商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进行取用和备课，并与落地校及当地教师进行课程内容、教学设计的适村化改造，以形成供需精准匹配；志愿者通过技术服务商（腾讯自身）搭建的平台进行直播授课，当地教师在线下配合并将学生的疑难困惑及时反馈给志愿者以便其进行课程和教学的调整和修正；技术服务商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支教组织提供大数据反馈，包括学情分析、志愿者轨迹分析等，以便于利益相关者及时跟进支教项目进展，并为优化后续服务提供参考。由此，构建出一个多元主体参与、信息公开透明、要素紧密连接的数字支教服务生态。
▍数字支教生态体系的价值共创共享机制
数字支教生态体系的核心特征是社会价值的共创与共享。其中，建立紧密的主体和要素联结机制是实现“共创”的基础，而大数据则为实现高效率“共创”提供了全新要素和工具支持；差异化发展不仅体现了“共创”过程的主体平等性，也有助于保障“共享”价值的公平性；成果共享既是“共创”的结果，又体现了这些成果所具有的可持续社会价值。
（一）要素联结机制
数字支教生态体系具有丰富的要素，特别是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嵌入，能够把原来可能相互割裂的各种要素、资源加以系统化，从而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和互动。以SSV数字支教项目的“企鹅支教”在线平台为例，进一步说明腾讯如何链接不同的支教要素。首先，不同来源的志愿者均需通过“企鹅支教”进行注册和培训，并经笔试、试讲等环节考核后方能真正成为主讲教师。其次，根据志愿者的不同专业、特长和实践经验等，确定志愿者所讲授的非学科课程（包括美术、音乐、体育、信息科技、科学、职业启蒙、心理健康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基础内容取自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然后经腾讯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二次研发、AI审核及项目组终审后，交由内容提供商制作数字化课件、学习资料等以形成在线教学资源库。再次，根据“企鹅支教”的智能化排课方案，志愿者取用课件、备课并以小队形式进行在线研讨，以进一步打磨和优化授课内容。同时，志愿者与其服务的乡村小学（教学点）教师进行共创，对课程内容进行“适村化”改造，以达到契合当地教育需求和文化背景、符合当地学生认知水平的目标。最后，志愿者依托腾讯会议进行直播授课，当地教师线下组织和配合志愿者进行教学，并将自身及学生反馈及时传递给志愿者，以便优化后续授课。在整个过程中，平台上的所有志愿者都能通过观摩授课、给予评价等方式对课程教学效果进行监督和反馈。可以看到，“企鹅支教”这一集成化的平台串联起志愿者、落地校师生、教育内容、课程与教学法、教育技术、教学组织、教学评价等各种教育要素。这些要素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连接，不仅有利于实现要素之间高效精准的匹配，也有利于要素的动态更新和优化，这是不同主体参与“共创”、共同打造“一堂好课”的基础。
（二）大数据治理机制
数字支教生态体系具有显著的大数据治理特征。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具有倍增效应，其与传统教育要素的融合极大提升了支教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不使支教服务更加高效化和透明化，也有助于实现个性化培养和规模化教学的统一。数字支教项目所沉淀的数据主要包括学习者、志愿者与教学效果分析三大类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企鹅支教”小程序、Web授课工作台、落地校教学一体机等用户终端以及交互设备所采集的数据。其中，学习者分析包括学生能力、学习过程和学生画像数据；志愿者分析包括志愿者画像、参与支教过程、激励与成长数据；教学效果分析包括学情分析、效果追踪和学习报告数据。这些数据贯穿于数字支教服务过程的全链条，涵盖志愿者招募培训、教学计划制订、约排课管理、双师支教授课、课堂回顾监督以及志愿者激励全过程，能为生态体系中的多元主体提供关键信息反馈。首先，关于学习者分析的大数据能为帮扶地区的教育部门和落地校、支教组织、志愿者、项目方、课程建设团队等了解和掌握学习者的背景情况提供参考，以便于设计契合学生需求和能力的课程体系、采用合适的教学设计和方法，也有利于志愿者掌握学生个体差异和能力提升状况，更好地推动因材施教。其次，志愿者数据为不同组织招募和遴选志愿者提供了客观参考，能够更好地将志愿者的专业能力与乡村学校需求相匹配。同时，志愿者的备课效率和教学资源选用、双师授课、课后复盘及评价反馈等均以可视化方式呈现，为相关方及时跟进支教服务进度、分析服务数量和质量提供了有益参考。此外，志愿者通过查看支教服务轨迹、服务积分、荣誉奖励等也有利于激励其成长和进步。最后，学情分析等教学效果数据既为教育评价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也为项目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对于这些大数据资源，腾讯通过完善数据治理的底层架构、技术体系和标准，建立了安全可靠的数据管理和服务体系，在符合法律法规、科技伦理的基础上开放给利益相关者，同时特别重视个人信息和数据隐私的保护，体现了其“科技向善”的价值理念。
（三）差异化发展机制
差异化发展，即因地制宜地提供数字支教服务，其背后既蕴含着数字普惠的理念，也体现以人为本的情感关怀。这里的因地制宜，不仅指基于教育需求而调整供给内容，还指依据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主体能力的不同，动态调整生态体系中的主体和要素，在不同地区形成差异化的落地路径。例如，在重庆，数字支教实验室与重庆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在重庆各高校招募1000名志愿者为城口县、巫溪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奉节县的100所乡村小学提供数字支教服务。在该模式中，志愿者主要来自重庆本地高校，而基金会通过协调当地共青团的力量，调动了高校、中小学和县教育主管部门的积极性，并协同重庆项目团队共同负责项目落地。又如，在河北，数字支教实验室与河北省教育捐助爱心联合会合作，从河北师范大学遴选志愿者，由联合会牵头，协同河北项目团队负责落地校的具体事宜。在课程设置方面，将具有河北特色的规范书写课程融入到数字支教服务中，着重打造艺术鉴赏课、艺术音乐课、职业启蒙课、健康与幸福课、健康与安全课等由乡村学校自主申报的课程，目前已服务近500所乡村小学（含教学点）。从区域维度向更微观的乡村延伸，针对不同乡村学校的特点提供个性化服务，腾讯称之为“适村化”。腾讯认为，“适村化”是一种状态，即课程内容、志愿者教学、数字化技术、平台的运行机制和乡村教育场景适配的状态。例如，教学方法符合乡村学校认知水平、教学内容符合当地文化背景、课程和学习资源符合当地学校需求。又如，针对乡村学校的软硬件条件设计“接地气”的适配技术架构，确保乡村学校和教师“学得会、用得好”。“适村化”的底层逻辑是多元和共创，需要处于供给端的志愿者和处于需求端的落地校师生建立紧密的连接、互动和反馈机制，通过“双师”的课前沟通和共创、课中组织和观察，以及课后复盘和反馈，使授课内容和方式更加契合当地学生的需求。“适村化”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需要根据新政策、新理念、新需求以及关于学习者的能力分析、学情数据等进行调整和优化。
（四）成果共享机制
“共创”的结果和目标即实现“共享”。尽管参与主体多元，但生态体系中的所有主体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即通过数字化为乡村教育发展赋能、给予乡村儿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这是所有主体所认可的社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主体都将共享这份社会价值。同时，如果这个社会价值的创造过程是可持续的，那么数字支教的“腾讯模式”便具有可复制推广的价值，也就具有了产生规模效应的基础。由此，多元主体将通过更多地投入“共创”，持续地分享更大的社会价值。此外，就不同主体而言，也能分享到数字支教所带来的特有的数字红利。从需求侧来看，帮扶县（区）、落地校及其师生都能分享到数字化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的红利。对落地校学生来说，在云端，志愿者和孩子们建立起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除了获得知识，更帮助孩子们开阔了视野、激发了学习和探索兴趣、树立了人生理想甚至抚慰了他们幼小而孤独的心灵；对乡村教师来说，双师课堂更新了他们的知识结构、提升了他们的教学水平和信息素养，并激发出他们自我提升的内生动力；对落地校来说，数字支教不仅更新了学校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也弥补了师资和课程短板，还为学校提供了丰富的“适村化”数字教育资源和教学服务；对重点帮扶县来说，乡村教育发展不仅解决了县域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也为提升县域总体教育水平、为促进县域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新机遇。从供给侧来看，志愿者、公益组织和商业组织都能分享到数字化嵌入社会创新所释放“数字红利”。对志愿者来说，数字平台为志愿者提供了更为安全、稳定、高效和专业的支教服务保障，助力他们实现教育志愿服务的理想，也提升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和教学专业化水平；对公益组织来说，在参与数字支教过程中，数字技术更新了组织原有的服务理念和模式，有助于打破路径依赖、拓展服务边界、提升服务效率；对商业组织来说，数字支教不仅为一批内容提供商、技术服务商等创造了经济价值，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新平台和新范式，促使企业重新从社会维度出发思考数字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数字支教生态体系与可持续社会价值
自20世纪7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仅仅是增加利润”的观点后，长期以来，商业界奉行的是功利主义的社会责任观，追求经济利润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被忽略了。大多数企业都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外挂”社会责任于主营业务之外，这种社会责任与企业核心产品“两张皮”的传统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大变局的时代，社会价值引领经济价值，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已不足以吸纳和化解实际运营中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关键矛盾。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反思功利主义和短期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重新定义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与意义，并从社会基础逻辑出发，思考可持续发展之路。那些进行可持续社会创新、探索商业与社会价值融合的企业，往往能找到新的增长机遇，即通过创新产品业态和内容、革新商业模式，积极回应社会需求和期待，同时获得更高的回报。
在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SSV）成为腾讯新的核心战略后，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提出了“C（用户）B（产业）S（社会）三位一体”的行动路径，三者互为反哺、相辅相成。CBS强调服务用户、产业，再到社会，倡导将“社会”真正融入企业的核心产品及服务中，最终指向社会价值创造。腾讯对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的定义是：针对新发展格局下的重大议题，以科技向善为使命，通过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探索高质量、可持续的实现路径，共享社会价值、增进社会福祉。可以说，“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是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共生融合打造的综合均衡型价值主张，也是腾讯全新的公司治理哲学和方法论。“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的最终目的，是找到可供复制和推广的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形成机制化的解决路径。基于该思想，我们进一步探讨数字支教生态体系为何有助于创造可持续社会价值。
首先，创造社会价值意味着把握社会刚需、瞄准社会长期存在的“痛点”、精准解决社会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论是教育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水平，乡村都是薄弱地带，而推进教育公平与实现乡村振兴的交汇点即是发展乡村教育。作为中国教育的“神经末梢”，乡村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一直牵动着国家和全社会的心。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学校面临学生和教师的双重流失，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不断引发社会关注。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65%左右，且每年仍有近1000万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但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规模仍占有很大比重。据教育部2021年数据测算，全国乡村小学、初中分别占比为52.9%、25.6%（其中乡村教师分别占比25.7%、13.5%）。那么，乡村儿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该如何得到保障？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指出：“要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作用，把数字化作为创新乡村教育的有效手段，形成实用管用的课程体系，探索适应乡村学校的数字化教学模式，鼓励高校、职业院校开展数字支教”。在此背景下，腾讯SSV数字支教实验室积极影响国家号召、瞄准这一社会“痛点”，依托其核心技术和产品能力、社会网络资源等探索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数字支教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乡村小学为主要服务对象，力图克服传统支教模式的局限，旨在弥补乡村师资匮乏和副科课程难以开齐开足的短板，不仅为乡村师生带去了优质的教育和学习资源，也提升了乡村师生数字化学习和应用能力，还为教师搭建了新的成长平台，促进了城乡教育机会平等，也推动了乡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更新。截至2023年10月，数字支教项目已在全国21省（市、区）的130多个县（区）落地，为1400余所乡村小学带去了高品质的数字课堂。
其次，“社会企业化”有助于高效地创造社会价值。所谓“社会企业化”，主要指公益项目吸收企业在技术和经营上的专业性，以提高应对社会问题的效率。长期以来，作为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基金会、志愿服务组织、支教团体等虽具备丰富的公益项目运营经验，但也往往因体制机制束缚、创新能力不足等在项目运营管理上缺乏效率。数字支教项目融合了腾讯的经营管理理念，这使得项目运营能充分发挥企业多维度的专业性，从而实现精准识别社会痛点、精确使用专业工具。从实践来看，数字支教不仅坚持了教育的公益属性，同时也受益于企业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和资源整合能力，实现了高效率的社会价值创造。例如，腾讯为数字支教项目的志愿者提供了低门槛、体验优的线上工具，实现了志愿者招募培训、教学计划制订、课程管理、直播授课、轨迹记录、课堂回顾监督、激励机制等全过程的数字化，不仅有助于志愿者便捷地使用数字平台进行支教，也有助于项目相关方及时了解和分析志愿者的动态。由于整个支教过程完全基于数字平台进行运营，节省了大量交易成本，极大提升了支教服务的效果和效率。事实上，如果企业能将商业和科技向善的理念真正浸入组织文化中，在主营业务中内化“社会”思维，优化目标函数，把社会价值创造内置于商业体系内，并通过对社会、商业关系和资源的混合配置与转化利用来创造共享价值，那么在公益领域引入企业力量就能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双价融合”。
再次，可持续地创造社会价值需要社会创新和跨界协作。步入新发展阶段，应对多重因素交织而生的社会问题，仅仅依靠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的单一力量和“单打独斗”模式很难解决，迫切需要激发多元主体力量进行“集中攻破”。为此，要可持续地创造社会价值应秉持现代治理理念，通过跨界协作来整合社会资源，才能找到应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之道。跨界协作意味着“共创”，而“共创”则是多元主体形成共识、促进共享、达成共赢的过程，具有可持续的生命力。从腾讯实践来看，数字支教始终强调共创和共享，其生态体系包含了多元主体，旨在调动多元主体力量、发挥各主体优势共同推动支教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运营中，腾讯对自身有着清晰的定位，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创、腾讯助力”的理念。坚持“政府主导”意味着充分响应国家和地方政府需求，解决政府关切的社会问题，由此能够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坚持社会共创意味着最大程度地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共同参与支教服务以实现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坚持腾讯助力意味着绝不“越俎代庖”，而是充分发挥腾讯在数字技术和产品、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核心能力为整个支教生态体系赋能，让生态体系中的其他伙伴能够共享数字红利。因此，数字支教生态体系之所以能够可持续地创造社会价值，核心原因在于这一“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模式并不依赖于生态体系中的某一单一主体，而是强调通过“共创”和“共益”形成系统的解决方案，因此具有可复制推广的价值，也就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可以说，数字支教不仅体现了SSV的价值理念和追求，也从实践层面佐证、丰富和完善了SSV的理论体系。
▍结语和启示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传统支教服务的整个生态也迎来了重要的更新和发展机会。数字化与支教服务的融合催生了新型支教模式——数字支教。数字支教不是简单的、碎片化的“网课”，而是系统化的师资和课程服务，其成功运作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协同和共创。面向乡村教育振兴，数字支教生态体系的建设旨在依托数字技术，打造一个组织结构多样化和去中心化的共创和共享网络，进而将不同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引入乡村教育领域以补齐乡村教育短板、促进教育公平、弥合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它的建立为乡村学习者提供了更多持久有效的学习机会，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本文以数字支教的行业代表性实践为例，强调打破商业与公益界限，发挥企业特别是数字科技企业在技术和产品创新、社会链接、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优势，助力打造高效率、规模化、高品质的支教服务体系。这对于数字时代和可持续发展时代重新认识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发挥科技和商业“向善”的力量以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尤为重要。
在生态发展路径上，为促进以“腾讯模式”为代表的数字支教生态实现良性、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构建环境，夯实跨界合作的政策基础。以制度化的形式鼓励支持多元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探索适应乡村学校的数字化教育教学模式，特别应鼓励企业依托核心技术及产品，参与到社会创新中并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二是促进“流动”，加强生态体系中各主体的连接和对话，实现供需精准匹配。积极创设平台和机会，加强支教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各主体之间、区域和校际最佳实践的分享和交流，打造以需求为驱动的高品质供给。三是丰富“物种”，打造多元化的志愿者队伍体系。在保证支教志愿者队伍的高素质和专业化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志愿者来源渠道，鼓励行业企业人士成为主讲教师，鼓励社会成员通过观摩课程给予评价反馈、提供数字化学习资源等多种形式加入数字支教志愿服务中。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志愿者荣誉激励体系和志愿服务积分体系。四是推进“价值”评估，加强多维度的数字支教效果评估。通过大数据、问卷调查、实地调研、访谈交流等多种形式，探索建立涵盖教与学效果、乡村教师成长、志愿者发展、公益组织转型、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等方面的多维评估体系。五是自我调节，立足国情和帮扶地区实际，科学调整教育形态。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导向为依据，动态调整相关服务，同时因地制宜解决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校的教育需求，以提升服务的精准性。